励志求学贵有恒
戴 楚 洲
自古雄才多磨难”这句富有哲理的名言说明杰出人才与成长环境的辩证关系，是我国历代寒酸文人的真实写照。清贫生活的辩证法启迪我：艰苦的生活可使有志之士成就光彩事业。我的读书生涯，历经“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饥不择食”、改革开放初期的“填鸭式教育”，直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精读经典著作的漫长过程。我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参加革命工作以来，持之以恒地钻研文学、史学、哲学、民族学、宗教学、经济学、文化学、语言学、地理学、旅游学和方志学等学科，已为张家界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做了有益工作，取得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发挥文史研究在区域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史学家范文澜奉劝学者：“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为了撰写文章、严谨治学，我在业余钻研卅多年故纸堆。我曾在张家界市政治、经济、文教、民族和史志等十多个单位工作。岁月如梭，征途如虹。回顾半个世纪坎坷而又曲折的读书、著书、捐书与挖掘地域文化之路，我感悟到：读书是写作的基础，著书得益于读书。
常言道：“知识改变命运”。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强制推行左倾教育政策，批判“智育第一”；倡导全国学生学工学农，江青甚至号召学“反潮流英雄”张铁生考试交白卷，导致整个社会陷入“读书无用论”的误区。因此，我在义务教育阶段竟尽劳动义务，为学校捡动物粪种庄稼，很少学习数物化；既读不准汉语拼音，也看不懂文言文。1977年7月，年仅13岁、懵懂的我因为数学得了20分竟被慈利县第一中学录取。我在高中74班读两年，仍然学工学农，经常在第一中学附近的水磨峪东边山坡上种红薯，为疏菜泼水，为橘树挑大粪。虽然国家刚刚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又以统一命题、统一考试作为公平选拔人才的方式，但是高考录取率约为百分之五，故我不太上心，觉得高考竟比登上蜀道还难。我因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没有打好中学各科知识基础，故于1979年7月参加理科高考之时，尽管总分为全班第一，但是交了英语白卷，且因比湖南省中专录取分数线少30多分而落榜。
古人云：“人贵有志，学贵有恒。”读书贵有恒，日积月累成学问，恒心就是开启成功之门的钥匙。1979年高考以后，听说慈利一中杨卫军同学被南开大学录取，故我终于立志考大学。于是，我忐忑地走进慈利一中复读，幸运的是语文名师胡道益担任理科班班主任。胡老师详细地讲解修辞学、语法学、逻辑学和写作学的基础知识，对我来说好似启蒙教育。胡老师曾经说：“学好语文受益终生”，我深信之。当时刚被落实干部政策的老教师刘少楚为我们精辟讲解唯物辩证法原理，使我懂得一些哲理。听说我们家庭曾经有人被误判为“五类分子”，以致所有长辈在“文革”以前均被剥夺读高中、考大学的升造权利。因此我渴望考上大学，使我翻身作主人，提高寒门社会地位，导致我过度焦虑、紧张、恐惧。我在慈利一中学复读以后，参加全国高考之时，因为学习压力太大，竟得了抑郁症，经常失眠。虽然医生给我开了安眠等药，但是疗效不好。我因不谙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而又名落孙山，跌入人生低谷。当年家徒四壁，实在无钱供我复读，温饱都成问题。榜上无名，脚下有路。为了生存下去，我好似文学作品《人生》中奋斗的高加林，挑着书箱和衣服，作了偏远山寨——慈利县岩泊渡镇公社行溪大队小学代课教师。该校教师意味深长地告诉他：人求上进先读书，教学相长增智力。读书不仅可以教书育人，而且可以修身养性。行溪大队小学距离岩泊渡镇公社集镇较远，而我每天讲六节课、费时四个小时备课和批解学生作业，实在没有时间前往农贸市场购买新鲜蔬菜。故我只能用干咸菜和黑豆豉拌自己煮的夹生饭吃，饮食生活极其困苦，对身体极不利。在北风呼啸的隆冬深夜，饥寒交迫的我点着油灯，刻苦自学历史、地理、语文和英语等教材，度过苦涩的青春芳华，形成自学书籍习惯。英国著名的剧作家莎士比亚曾说：“书籍是人类知识的总结。”励志升学，勤能补拙，功夫不负有心人。历经两年寒窗苦读、奋力拼搏的磨难，我于1983年7月参加全国文科高考，终于考上大学，出现我的高光时刻，端到“铁饭碗”，吃到“国家粮”，实现人生治学理想，成为社会青年的逆袭愚人。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我在汉代武陵郡治城遗址所在高校常德师专就读以后，兴奋地走进大学图书馆里，百万图书使他大开眼界。如饥似渴地攻读一本本文史哲书籍，缺乏精神食粮的我就像扑在面包之上。多少人世间的哲理，被我逐渐领悟。大学恩师邹启铸教授他：搞学术研究要因地制宜，如果你系统研究湘西北地方史，就能实现“一本书主义”。在读大学期间，我常去大学图书馆查阅地方历史文献，学到撰写学术论文、进行学术研究的方法，并在报刊发表上《贺龙在澧州》和《孙开华与淡水之战》等六篇文章。我在读大学期间研究学术起步以后，各类文章一发不可收拾。其间，正在常德师专干部专修科进修的杨次伟给我送来慈利县索溪峪风景名胜区简介资料，嘱我钻研索溪峪人文景观的文化内涵以及民族文化旅游。从此，我与武陵地区风景名胜区结下不解之缘，逐步走上著书立说之路。我主编或参编《中国土家族大百科全书》《湘鄂西土家族》《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史》《湖南民族关系史》《张家界市民族风情》《张家界市地方史志研究》《张家界文化研究》《张家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张家界市民间故事精选》《张家界旅游指南》《世界奇观张家界》《张家界红色故事》《张家界年鉴2019年》和《慈利县土家族史料汇编》等各类书籍30多部，共计800多万字。我在《人民日报》《成都大学学报》等报刊杂志发表《一路春风一路歌》《新桃花源记》《贺锦斋的故事》各类文章600多篇，并且承担《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先行先试跟踪研究》和《张家界市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研究》等10多个省级、市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我曾荣获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中共省委统战部、省民委、省经信委、省地方志编纂院以及中共张家界市委、市人民政府等党政机关各类奖励50多次，得到各级领导肯定和学术界专家好评。因此，我被聘为三峡大学客座教授、吉首大学旅游学院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张家界市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因为我的文化研究学术成果较多，故被誉为“深耕武陵山区的地域文化学者”。
